第6295章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中的强制措施法律问题———以新冠...

　

儒佛异同论之二 佛教传入中国后，社会上抵拒之者固有其人，而历来亦有不少躬行修养之儒者领悟于彼此相通之处辄相附会而无辨焉，是不可不再一申论之。

在这一点上，又可以将程颢看作是个理性主义美德伦理学家。我们已经看到，在程颢那里，仁作为人性是感知万物之痛痒并进而设法消除这种痛痒的能力或趋向，这样的能力或趋向是善的。

但程颢的伦理学中是有这样的说明的。这也许就是有时我们听到或自己会说我不需要你的同情的话。由于程颢认为性不过是天理之命于人者，而理就是万物的生之活动，人性也就是生。更如猕猴尤似人，故于兽中最为智巧，童昏之人见解不及者多矣。心理学家白森及其团队做了大量心理学实验，证明具有同感的人的帮助行为是利他的而不是利己的，也就是说，这些具有同感的人之所以帮助他人不是为了消除自己因他人的痛苦而具有的痛苦感，因为在这些实验中，他们设计了一些可以使自己很容易避免或消除这种因他人的痛苦而产生的痛苦感的其他途径，但具有同感的人还是宁愿选择帮助人这个比较困难的途径，而不是那些比较容易的途径来解除或避免因他人的痛苦而具有的痛苦感。

这里体现其名的仁也就是儒家的道德的仁。在谈到程颢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的说法时，朱熹说，此‘理字，不是说实理，犹云理当如此;‘理，只作‘合字看。因此，分义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时宜（当然还有地宜的维度，但二者不相背），即分必须符合时代性，也就是必须要以当下的社会主体价值为根据。

因此，严复提出，必须使小己与国群，各事其所有事，则二者权力之分界，亦易明也，[83]以限制国群施用权力的范围，防范其对个体自由的侵害，相应地，国群的社会制度也应当依据此义而设置。[73]黄玉顺教授提出的中国正义论对儒家的义以及仁、义、礼之间的逻辑关联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阐释。[44] 小己之发舒，与国群之约束，亦必有其相剂之道，而无虑于牴牾。……又喜言礼乐政刑之属，惟恐钳制束缚之具之不繁也。

五、余论 严复通过中西格义而阐明的自由理论，乃是近代儒家初步运用儒学话语，第一次对现代自由问题进行的系统理论阐释。进入 郭萍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严复 自由 。

[86]严复：《法意》，见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452页。那么，究竟何为义？[73]作为礼的依据，义并不是一种有具体内容的道德规范，而是一种表达适宜、适当、合适、合理、公正等意味的基础伦理观念，历代儒家对义的解释也都体现了上述涵义。（《群学肆言•订正群学肆言序》[②]） 对此，人们不免会产生疑问：严复一面以自由为体，一面大半言群治是否自相矛盾？殊不知，自由正是严复针对当时中国群治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其基本思路是中国唯有发展个体自由，才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进而才能在现代的民族国家竞争中自强自存。[68]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

[77]严复：《群学肄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61-262页。[67]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在他看来，这不仅可以有效防范政府在行使公权力其间对国民权利的侵害，而且对于政府自身，乃至整个国群的发展都大有好处。[②]参见严复：《群学肄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这里的民族国家与契约社会是统一在一起的，即国家即社会。[19] （宗法社会）又未尝以小己为本位，此其异于言社会主义者，而又与国家主义殊也。

此所谓行己自繇之义也。[63]严复：《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6页。

故古之社会，制本于家。那么，到底如何划定群己权界呢？他说： 使小己与国群，各事其所有事，则二者权力之分界，亦易明也。由此可以看出，儒家认为，群治问题要得到最终的解决必须依靠实际社会制度的建构。其杀人伤人及盗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18] (幺匿译言本位——译者注) （宗法社会）若子侄，若妻妾，若奴婢，皆家长之所治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

[58]其中，尤其是工商事务政府不宜介入，所谓此地方之工政，与夫民间商工之业，治以官者所以常折耗，治以民者所以常有功也。不通夫变之理，则其于群也，必愆于思而悖于事。

……吾人居今日之社会，皆以一身径受国家之约束法制者也。而其立法也，乃渐去于宗法、神权之初旨，而治权独立，真国家之体制以成。

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 (《荀子·修身》) 有夫分义，则容天下而治。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自小己而言之，则一人之身，以其特操异撰而生气丰。[42]严复：《论世变之亟》，见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79] 因此，唯有维护和发展每个国民的体格（民力）、科学教育（民智）、心理德性（民德），张扬国民的个性，才能达到国群的郅治。观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

[50] 夫自繇之说多矣，非穆勒氏是篇所能尽也。总之，凡事吉凶祸福，不出其人之一身，抑关于一己为最切者，宜听其人之自谋，而利害或涉于他人，则其人宜受国家之节制，足亦文明通义也已。

这其实表明分的具体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分的具体形式（礼）也不是最根本的，而能否得之分义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不过，严复以自由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群治之方，着意强调自由对于国群富强及国群生存竞争的意义，甚至提出，为了国群自由，有必要己轻群重，[84]这使得他的自由理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85]甚至体现出某种威权主义的倾向，故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具体就分义而言，就是指分必须与社会的发展和需要相适宜。这是因为，严复在以荀子群概念来格义现代西方的社会、国家概念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不论是社会形态，还是国家形态，都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演变的，而绝非一成不变。

[⑩]严复：《群学肄言•译者赘语》，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xi页。[53] 可见，国群与小己权力的划分乃是以保障个体自由不受侵害为界，这可以简单概括为私过可任自繇，而公恶不可纵。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国民个体是国群生存与发展的动力，需要大力地培养发展。[28]严复：《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2页译者注。

[29] 夫吾所谓自由者，非独其名已也，乃民生所享真实之利益，国必有此，而后民得各奋其能，以自求多福于物竞之难谌，以庶几可幸于天择，苟于群无所侵损，则无人所得沮遏者也。[26]严复：《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1页译者注。

[68]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54]严复：《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5页译者注。……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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